早上8点，饶先伟刚刚结束了一轮值班，他已经连续24小时没闭过眼了。

　　在广州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以下简称“省二医”）急诊科派出副主任医师饶先伟、住院医师黄帅，护士何娴、邹丽娜，司机王朝涌、张登科，前往荔湾人民医院支援负压救护车转运高风险区病人的工作。接到支援任务后，6月5日，他们紧急出发。

　　“来支援的第一天，我们行李都还没放下，急救电话就打过来了，要立即出任务。”饶先伟回忆说。

　　一般情况下，接到120电话，救护车要在4分钟内出车，但在疫情防控期间，医护人员要套一层又一层的防护用品，本需要更多额外时间去准备——尽管如此，他们也没有耽误。“为了尽快出发，我们都是跑着去换防护服，救援速度要比疫情快，要和病毒抢时间。”

　　出车的时候正值中午，气温高达30多摄氏度。需要急救病人骑车摔伤了，脚踝到脚后跟划了好长一道口子，血流不止，必须在现场处理伤口。饶先伟和何娴严严实实裹在密不透风的防护服里，跪在没有任何荫蔽水泥马路中间，给病人包扎了20多分钟。

　　回想起当时的情景，饶先伟没有抱怨，更多的是感动：“眼镜也模糊了，差点没汗湿虚脱。但听到病人说一句谢谢，我们都觉得值得了。”

　　省二医前去支援的6人分为两组，每组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一个司机，轮着值班，从早上8点到次日早上8点，24小时换一趟。

　　值班时极少有休息时间，唯一能小憩的时候，就是救护车消毒的空档。“每次出完车，车内部要消毒，我们能稍微缓缓，喘口气。”消毒时间一结束，120急救电话响起——铃声就是命令，饶先伟带领着团队跑去换衣服，上车出发，又开启了下一轮紧张的工作。

　　省二医的两位急诊司机，王朝涌和张登科，也与医护人员们同吃同住共进退，“没回过家，跟着医护一起出任务，累了就在候诊的长凳上躺一躺。”

　　在高风险区出急诊救护车，面对的困难不仅仅是炎热的天气、高强度的工作，还有如何安抚病人们不安的情绪。

　　“大家都戴着口罩，眼睛是唯一能够表露情绪的地方。我们接诊的时候，很多病人的眼神都带着焦虑、忐忑，甚至愤怒，但又有期盼和希望——那是一种很复杂的情绪，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是体会不到的。”

　　6月8日晚上九点半，黄帅、邹丽娜和王朝涌接到出车任务，病人是有咳嗽症状的一家三口。疫情期间，为防止交叉感染，所有病人都需要根据健康码颜色进行分流。然而，两位老人家的年纪比较大，没有使用过健康码，对手机的操作也不熟悉。期间，老人家的血压升高，在车上突然需要小便，情急之下，老人家的儿子也因失去耐心而情绪激动。

　　救护车上空间有限，狭小且闷热，医护人员只能弓着腰为老人家进行降压，协助他在救护车上小便。做完这些，黄帅和邹丽娜已经是一身的汗。在他们的指引下，老人家的健康码信息也终于完善了。

　　“帮叔叔阿姨们建好新的二维码，完成入院，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老人家岁数大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对他们要更有耐心。”黄帅解释，“事后他们也和我们道歉说，不好意思，添麻烦了。疫情期间，作为医护人员，我们也很理解病人们的担忧，大家互相体谅，共渡难关嘛。”

　　饶先伟告诉记者，一同前来支援的两名省二医急诊科护士，何娴与邹丽娜，各自的孩子还不满一岁，还在哺乳期，她们却主动请愿上一线，“都是巾帼英雄。”

　　在急救现场，由于担架工人手不足，有时候只能是出车的司机和医生负责抬担架，护士扛着急救包、心电图包、氧气袋在后面跑，“一次性就要背着二三十斤的急救物资，”饶先伟话语中不无心疼，“在我眼里，她们都还是90后的小姑娘，在家里哪用干这些重活儿。但在一线上，她们很勇敢、很能干，担起了责任！”

　　在值班的时候，大家聊天的话题，大多也都是围绕着疫情，互相加油鼓劲，“希望疫情早日结束，大家各回各家，无论医生、护士、警察、志愿者……都能恢复正常的生活。”

　　家里最让饶先伟牵挂的，是他两岁的小儿子。

　　饶先伟自己的家，距离他支援驻守的荔湾人民医院只有两三公里，尽管近在咫尺，他也只能透过手机屏幕和儿子“面对面”。

　　提起儿子，饶先伟难掩笑意：“每次打电话，我的儿子都问我，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告诉他，爸爸还在和疫情战斗。等这次疫情结束了，我一定要好好抱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