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请缨，临危受命

    灾情就是命令。中山三院心理科主任张晋碚教授一得知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就意识到心理救援和生命救援同等重要。他马上向院长、书记提出亲自带领心理救援队赶赴灾区的请求，院领导对此非常重视并立即向省卫生厅主动请缨。5月19日省卫生厅指示：心理救援队马上组建，随时出发。从接到任务到出发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有的队员甚至是在出发前2个小时才接到任务。但一听到要赴汶川地震灾区进行医疗支援时，谁都没有丝毫的犹豫。虽然单鸿副院长的几个博士生马上要答辩、一项上百万的科研项目也可能因他缺席而落空，但“救灾高于一切！”他态度很坚决。“就目前科里的形势和条件，我去是最合适的。”温盛霖副教授，血压不时往上窜，当时还患有重感冒，但任务当前，他没有丝毫退缩。“我是党员，在国家危难之际，理应冲在最前面。”王相兰博士也主动请缨，而当时其妻子正怀孕6个多月，他走后就他妻子一个人在家而没人照顾。陶炯博士，来不及给自己刚满月的儿子设宴庆祝，来不及请人帮忙照顾爱妻，便毅然决定一同前往。“我是四川人，现在家乡有难，我有什么理由不去支援。”正准备去度蜜月的荣丽护师，在接到任务后来不及跟新婚的丈夫道别便踏上了征程……

打破僵局，化被动为主动

    5月20日，按四川省卫生厅的要求，我们到达绵阳灾区，怀着满腔热情赶赴绵阳市抗震救灾指挥部递交了“请战书”，可领到的却是“到江油市协助当地的卫生防疫工作”的派遣信。有队员认为，绵阳指挥部显然没有领会到我们这支队伍的性质和此行的主要的目的，尽管当时全国上下都呼吁要重视灾区群众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但可能因种种原因，在实际的抗震救灾当中，心理危机干预这方面的工作并没有得到真正重视和有效组织。这令我们的工作在未开展之前便陷入僵局。怎么办？一面是全省、全校、全院人民的期待和重托，一面是被动、胶着的工作局面，有人这时候难免有点心灰意冷。“坚决服从指挥，这是原则。卫生部要求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必须本着只帮忙不添乱的原则，就是要求我们以救灾需要为中心。大家都是经验丰富的临床医生，又有四名护师帮忙，无论是基本医疗还是心理干预我们都有信心做好。”单院长的一番话使队员们豁然开朗。“经历这么惨重的灾难，灾民中肯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不然卫生部也不会派我们来，在做好基本医疗服务的同时要去发现、甄别这些心理问题，然后进行心理干预。”温盛霖副教授进一步指明了我们医疗队工作的思路。单院长鼓励我们的同时还指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我们一定要积极主动地完成这次心理救援工作，而不能等、靠、要。”可以说，单院长和温教授这一次思想动员，在总体上确定了我们此次心理救援的工作方针和路线方向，使得我们的心理救援工作始终遵循着正确的方向开展。而从后面我们对干预模式的实践探索到长期干预机制的制订和落实，无一不是“积极主动”的思想原则的集中体现。

勇于探索，创新干预模式

    5月20日下午，在江油市卫生局、江油市精神病院的帮助下，我们在江油市太平镇搭起了我们的帐篷医疗点。汶川地震，其受灾面积之大、伤亡人数之多、损失之惨重、持续时间之长，都是建国以来之最。在这样的大灾难后开展如此大规模的心理危机干预，在我国历史上可谓史无前例，即使在国外，也没有一个可以直接借鉴的经验模式。因此，一开始，就医疗点该不该挂“心理救援”牌子的问题，队员之间就发生了一场争论。最后大家认为，由于目前对安置点群众的情况还不十分了解，暂时不挂“心理救援”的牌子，而以“广东省医疗队第七支队”、“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医疗救援队”的名义开展工作。结果，我们的医疗点在开张不到半个小时就接诊了20多个灾区群众。晚上11点，顾不上连日来的奔波劳碌，我们即时召开当日的工作会议。
    大家越来越达成一种共识：人的躯体、心理是一个整体，大地震作为一次重大心理应激事件，不仅影响人的心理健康，而且可以导致许多躯体疾病，同时，躯体疾病对于灾区群众来说可以说是雪上加霜，使他们的心理问题更多。所以治疗躯体疾病也是心理干预的一部分，也非常有利于良好咨询关系的建立和巩固。
    ………
    所有人畅所欲言，一直讨论到凌晨1点多钟。
    像这样的讨论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进行一次，以随时总结经验、不断调整干预方案。白天，我们一部分人留守医疗点，对前来就诊的灾民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和专业的心理调查和干预。而大部分人则深入到江油市的每一个灾区群众安置点，对他们进行挨家挨户的走访和心理评估与筛查。由于条件十分简陋，我们或蹲着、或站着、或跪着、或席地而坐，许多人因为长时间保持某一个姿势而双脚发麻，有的人由于整天说话而咽喉肿痛、声音嘶哑，有的人因长期曝晒于烈日之下，差点中暑。但大家都没有半句怨言，个个士气高涨。经过如此艰苦的走访、调查，我们获得了地震灾后群众心理状况的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一套符合当地灾情而且具有我们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特色的心理危机干预模式。而且实践证明，这一套模式不仅容易为广大灾区群众所接受，而且从短期的随访结果看，还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种效果，不仅仅限于心理学、医学层面的，还包括了社会、政治层面，因为在临别时，许多灾区群众都纷纷表达出他们对国家、对党的抗震救灾政策的由衷感激以及对未来生活的坚定信心。
宁守艰苦，不占用救灾物资
    灾区正处抗震救灾关键时期，医疗队坚持对灾区“只能帮忙，不能添乱”原则。进入灾区后的日常生活起居包括吃、穿、住、行等都必须自己解决而不能增加灾区的负担，因此在赴川之前，我们都已经准备了干粮、帐篷、常用药品。但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还是让我们措手不及。就在我们在江油驻扎的第一个晚上，一场大雨突然袭来，而我们的帐篷根本就不能防雨，雨水通过帐篷的四周、底部渗进去，弄得我们浑身都湿透了。不到凌晨3点钟，我们便纷纷起来，一直坐到天亮。可第二天，大家顾不上昨晚几乎彻夜未眠的疲惫，又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工作。可幸的是，此后连续8天都没有下雨，然而第9天的晚上，一场比之前大得多的夜雨再次让我们彻夜不眠，而且令整个医疗点几乎都变成了沼泽之地。第二天，一位来自广东省卫生厅负责赴川医疗救援队后勤保障工作的官员恰巧经过我们的据点。当他看到我们的住宿环境后，动情地说，“这是我见过的条件最差的医疗队。你们完全可以早点向我们提出要求，我们一定会尽量帮你们解决。”可大伙却异口同声地说，“现在帐篷十分紧缺，灾民比我们更需要它，我们能挺过去。”
    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医疗队也恪守“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传统。每天吃的，是自带的方便面、八宝粥、饼干等干粮；有时，为了改善大家的伙食，单鸿副院长、温盛霖副教授亲自上街买菜，然后借用老乡的炉灶，亲自下厨做饭给队员吃；灾区缺水，队员们连续1周都没舍得洗一次澡；为了保护灾区的环境卫生，大家每天都把我们的医疗据点打扫得干干净净……

慷慨解囊，解群众燃眉之需

    在灾区，队员们处处以“不给灾区添麻烦”来严格要求自己。而群众有需要的时候，又从不吝啬自己，纷纷慷慨解囊。在赴川赈灾之前，我们以为我们的医疗任务主要是心理干预，所以队里除了给每位队员准备一些常用药、急救药品以及一些精神科专科用药之外，没有配备其他药物。由于心理干预模式的调整，我们不顾很多队员正在患重感冒，毫不犹豫地把原本为我们自己准备的常用药用到了群众身上，而且还自费到当地的药店购买一些常用药，配发给有需要的群众。有时，为了得到某位群众所急需但又不常用的药品，我们跑遍了江油市的多家药店。为了满足广大灾区群众的需要，我们让医疗队的保健医生余舒杰主治医师全天坐诊我们的医疗点，全面负责就诊群众的内科问题。在附近所有的医疗救援据点当中，我们的医疗救援门诊是开业时间最长的，常常从早上7点多钟一直开业到晚上12点。有群众三更半夜来诊，我们也从不拒绝。甚至，为了灾区群众的迫切需要，我们还常常披星戴月深入到安置点去给他们看病。有一点晚上，凌晨1点多钟，就在大家准备入睡的时候，一名群众匆匆赶来，说他所在的安置点有一70多岁的老太婆神情十分惊慌、恐惧，并不时大叫“地震来了！地震来了！”陶炯博士闻讯二话不说，就带上血压计、听诊器等检查工具迅速赶往现场。经多方打听，得知这位老太婆年轻的时候曾患有“精神分裂症”，而近期可能因受地震影响而病情复发，连续几天都没睡觉。但当时老太婆身边没有一位亲人，加上年纪比较大，不适合现场药物干预。陶博士就一直陪在老太婆身边，直至其亲人来到后再帮忙联系120，最后还亲自随救护车一路护送她进入当地的精神病院。
    在心理干预的过程中，为了良好咨访关系的建立和巩固，我们不顾自身有可能断粮的危险，经常将我们自带的、备在紧急情况下才用的救命干粮分发给灾区的孩子们。有时，为了让心理危机干预更有力、更有效、更立体，我们经常自发地为他们提供一些实际的帮助。譬如给有需要的群众买报纸、送收音机，以便让他们随时了解救灾的最新信息；对亲人下落不明的群众，我们借助互联网、电台等协助他们寻亲；对一些经济十分困难的家庭，我们甚至捐出我们身上仅有的几百元现金。尽管这些，都不是我们此次医疗救援所要求做的，但我们觉得我们有义务那么做，而且也值得去那样做。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心理问题，全部都是因地震而起，而通过我们的绵薄之力去帮助他们摆脱地震给他们带来的生活上的困境，本身就是心理危机干预的一部分。
经受考验，置生死于度外
    自从踏入灾区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时刻感受到生命的危险。5月19日晚上，我们下飞机乘着夜色匆匆地往重灾区里面赶，沿途中，弥漫着一股紧张、恐惧、惊慌的气氛。而我们的队员，却没有一个感到害怕。
    就在进入江油市的第二天，关于北川、平武发生疫情的谣言便在江油蔓延开了。当时天灰蒙蒙的，正淅淅沥沥地下着雨。路上的行人十分稀少，而且行色匆匆，还戴着口罩。而我们的医疗据点，就驻扎在江油进出北川、平武的路口边，所有从北川、平武出来的灾民都必须经过这里。因此，一旦北川、平武两县发生疫情，我们首当其冲。当附近的民众也纷纷撤离的时候，而我们却选择了坚守。
    5月25日、27日的三次余震，着实让我们领教到地震的威力。当时，只感觉到地动山摇，所有的房子、电线杆、广告牌都在摇摇欲坠。而我们丝毫没有被地震所吓倒。相反，通过此次地震，让我们有机会切身地体验地震时的情景，让我们更深切地体会到灾区群众在地震时的心理状态，也让我们在心理干预的过程中在更高层次上与他们达到共情理解。
    为了灾区群众的需要，我们不仅在危险面前不退缩，而且还主动要到危险的地方去。有一天晚上，正准备吃晚餐，这时当地的抗震救灾指挥中心突然来电，说要我们派2名专家前往受灾非常严重的平武县给当地的解放军战士进行心理危机干预。接到命令，大家立即踊跃报名。“我是这里的业务带头人，这样的任务当然由我来去。”温盛霖副教授第一个表态。“我是党员，我肯定要去，你们就不要跟我争了。”王相兰博士也不甘示弱……
    江油市安置点的灾民大多来自平武县南坝和北川县陈家坝两个极重灾区，为了能更深入地了解灾区的受灾情况和受灾群众的心理问题，我们不顾余震、泥石流、堰塞湖决堤、疫情等危险，主动要求进入南坝、陈家坝实地调查。车穿行在崎岖险峻的山路上，一边是松动欲坠的悬崖峭壁，一边是湍急浑浊的河流。当到达目的地后，四周一片死寂，空旷的废墟上杳无人迹，令荒凉的废墟平添几分恐惧。空气中掺杂着的腐烂尸体的恶臭和消毒水的味道，令人一阵阵恶心。但此时，队员们早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条件越艰险越能考验人。出发前许多同志就写了要求党组织考验自己的入党申请书。经过医疗队临时党支部讨论通过，5月29日，在党支部书记单鸿的主持下，陶炯等五位同志在火线宣誓入党。

艰苦努力，建立长效机制

    经过将近2周的艰苦努力，我们共诊治5000余人次，我们初步掌握了北川、平武两县地震灾区群众的心理状况，有重点地对一些存在严重心理问题的进行短期的心理危机干预，初步建立了－批存在有严重心理问题的受灾群众的档案库，制订了一系列关于地震灾区群众中－长期心理干预的有效机制和可行性计划，总结出一套适合当地群众、符合当地地震灾情的心理危机干预模式。实践让大家认识到，由于我们不可能长期驻守在这里，所以中－长期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就不能单靠我们来完成，而必须借助或整合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与当地的医疗卫生机构合作，方能把这件事情做好。为了让这样的构想成为现实，我们对当地医师协会、精神病院的医务人员进行心理危机干预培训。尤为重要的是，单院长代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和江油市精神病院签署了汶川特大地震后受灾群众系统性心理干预专项合作协议，根据协议，中山三院精神心理科将在未来至少10年内对地震灾区群众进行系统的心理干预。的确，从心理危机干预的任务看，我们目前的工作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我们要走的路还很漫长。但我们坚信，有我们的努力，地震给灾区群众带来的心灵创伤一定能愈合。